華社推薦地方議員

居住的地區，偶爾面對一些民生問題，左鄰右舍怨聲四起，指責當局沒著手處理之際，經常都會聽到有人問起“誰是區上的市議員？”。

甚至一些時候，地方議員任期即將屆滿了，區上人民仍然搞不清楚，究竟這位被委來服務人民，充當地區人民與地方議會之間橋樑的“中間人”是誰。

這一點都不誇張，地區人民不認識地方議員，並非出現在一兩個地區。這種情形的出現，一方面除了人民平常可能較少關心地方議會運作或地方議員交替，另一方面也顯示了地方議員未盡到責任。

曾經有一次採訪經驗，古晉許多地區因連夜豪雨受水困，致電一名地方議員詢問所負責的地區情況時，連續撥打了數通後無人接通。當時還憂心是否該區災情嚴重，地方議員忙到無暇接電話，怎知在數通電話及接通後向對方瞭解情況時，對方還懵懵懂懂的不知道連夜豪雨已在區上帶來嚴重水災。

地方議員必須認同自己的身份，尤其是被分配到自己服務和管轄的地區，這包括勤於走入基層，與人民群眾建立最密切的聯系交流。

人民所要的不是“睡覺”的地方議員，在人民面對問題時不見蹤影；人民所要的是真正有熱忱、有服務心、樂於為社會貢獻的人士。

隨著砂州各地的地方議員任期將在今年12月31日屆滿，砂州政府更首度開腔，歡迎華社提呈推薦名單，一改過去全權由政黨推薦。

在人民期盼恢復民主第三票，期許逐步落實村長和地方領袖選舉的決定同時，砂州政府首度開放讓華社擁有推薦權，無疑是跨進了一大步。

由華社推薦地方議員名單，除了可改善過去出現一些反對聲音，指某些政黨領導將社區領袖及地方議員的委任獨攬給身邊親信，同時，也讓其他真正在地方上有代表性的人選能夠獲得推薦，為地區服務。

人們期望看到，這項突破能讓真正代表地區的華社團體推薦更適合人選，而不在乎有關人選來自任何政治背景或陣營，選出一位真正有服務心及樂於為社會貢獻的人士。

（星洲日報。砂拉越。評論。作者：謝偉欣）

基层干部为何不敢讲“监督真话”

说起监督，并不是谁都能胜任的。它起码需要两个条件，首先是知情，最好是参与。照这两条来看，对地方领导干部的监督，谁最有资格？当然是广大的基层干部。他们是体制内的“专业人士”，熟谙其中的运作之道，按理说应该是监督地方党政领导的最佳人选了。 　　事实却并非如此！ 　　据有关媒体的调查，对领导干部的监督，基层干部的态度大都很消极。有5种心态挡住了基层干部说“监督真话”。一是认为监督领导干部太敏感，不敢讲也不愿讲；二是对监督效果心里没底，认为“形式大于内容”；三是等待“自上而下”的制度安排，等待党内监督“有突破”；四是认为“一把手”应是监督的主力；五是认为监督制度很难落实，缺乏刚性。 　　尽管基层干部不敢讲“监督真话”，但这5种心态本身，实际上就揭示出些许实情。在这5种心态背后，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。解剖基层干部这个群体的特殊性，剖析他们对待监督的普遍心态，在一定程度上，可以反映出目前权力监督方面的体制性缺失。 　　让直接利益相关者搞监督，会产生患得患失的“本位”心态，从而使监督走样。干部任用的有关条例，特别强调亲属等有相关利益者的回避制度。实际上，上级与下属之间，才是最大的利益相关者。而干部考察的制度设计，偏偏是在干部中考察干部，而不是在干部的服务对象中考察干部。这就产生了一个简单的“劣币淘汰良币”的机制：人员调动时，凡在本单位不受欢迎的，往往最先被“包装推荐”出去。当然，对那些只要走人就能给别人腾位置的，大家也不吝美言，心照不宣地“歌功颂德”。而如果是业绩考察，因为自己的升迁待遇握在领导手里，谁还敢说“监督真话”？ 　　让太了解“内情”的人搞监督，会产生“说了白说”的麻木心态，从而使监督“空转”。基层干部身处一线，是最讲实际效益的一群，没有用的话不说，没有效果的事不做。目前一些地方监督口号、形式多，落实、惩处少，一旦有谁不知天高地厚真反映问题时，往往被监督者只是伤了皮毛，监督者却会大伤“元气”。这样的事情见多了、听多了，谁还要再触这个霉头？大家都明白了“宁当喜鹊不当乌鸦”的道理，哪里还会有“监督真话”？ 　　让权力来自上级任命的人搞监督，会产生一切等待上面下指令的唯上心态，从而使权力难以互相制约。尽管有党内选举，尽管有人大任命，但实际上，不管是在基层干部的观念中，还是在现实中的运作，一些权力的来源还是自上而下的。这就形成了两个后果。一是基层干部的心目中，无论是权力本身还是监督权力的权力，都应当是来自上面。这也是目前“中央纪委查案在忙、地方纪委坐等观望”的原因之一。本来不同的权力，相互之间应当依法运行、“守土有责”、相互制约，但是这种权力来源的单一，势必使基层干部丧失说“监督真话”的基本功能。 　　让有“一把手心结”的人搞监督，会产生“你好我好”的跟风心态，从而使监督失灵。基层干部反映，监督“一把手”和“一把手”抓监督最为关键，这没有错。基层干部也最喜欢谈对“一把手”的监督。但是他们本身往往就是大大小小、形形色色的“一把手”。让这些“一把手”们抓对“一把手”的监督，效果可想而知。这些人非常了解“一把手”监督的“软肋”，但是谁都不会去触动它，因为限制这种权力，实际就是限制了自己，在这方面说“监督真话”，等于在揭示自己不愿为外人道的真情，当然不合人性的逻辑。 　　让缺乏制度规范和保护的人搞监督，会产生“讲监督真话就是出风头、闹派性、是傻蛋”的畸形心态，从而使监督失去社会基础。我们的监督制度很多，但是却很难落实。很多基层干部都明白，认为那不过是“写在纸上、说在嘴上、贴在墙上”的摆设，当不得真。谁要是按制度“丁是丁、卯是卯”地较真，马上会引来异样的目光或白眼。许多人不会说你是照制度办事，而会猜测你是为了一己之私，出风头、闹派性，从而使监督者失去应有的支持，不得不为讲“监督真话”付出代价。 　　讲真话，是我们从小就被大人反复教导的基本常识。基层干部作为党的队伍的重要骨干，讲“监督真话”，发挥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作用，本应是起码的要求。然而，我们也不能不承认，“屁股决定脑袋”，有什么样的身份，就会采取什么样的立场。使基层干部不敢讲“监督真话”的，无疑还是制度本身。如果权力的赋予没有真正通过党内民主等方式产生，对需要被监督的领导干部来说，让自己变相任命的人来监督，等于是自己监督自己。同时，我们党政机关的权力，还过于集中和强大，身为基层干部，不仅自己的官位和前途，甚至生活来源，都取决于上级、领导，又怎能要求基层干部讲“监督真话”？又怎能苛求那些基层的“芝麻官儿”们成为“监督义士”？ 　　最知情、最有资格、最有能力实施监督的人，却不说“监督真话”，这不仅使权力失去了有力的制约和监督，广大基层干部不说真话甚至说假话，更会毒化党风和社会风气，损害党的执政基础。解决之道，最关键的是真正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，让各级干部改变权力唯上的积习，让基层干部有监督的“底气”，也有监督的动力——因为他是否说“监督真话”，也在党员和群众的监督之中。

来源：人民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