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ursday, October 31, 2013

華社推薦地方議員


居住的地區,偶爾面對一些民生問題,左鄰右舍怨聲四起,指責當局沒著手處理之際,經常都會聽到有人問起“誰是區上的市議員?”。
甚至一些時候,地方議員任期即將屆滿了,區上人民仍然搞不清楚,究竟這位被委來服務人民,充當地區人民與地方議會之間橋樑的“中間人”是誰。
這一點都不誇張,地區人民不認識地方議員,並非出現在一兩個地區。這種情形的出現,一方面除了人民平常可能較少關心地方議會運作或地方議員交替,另一方面也顯示了地方議員未盡到責任。
曾經有一次採訪經驗,古晉許多地區因連夜豪雨受水困,致電一名地方議員詢問所負責的地區情況時,連續撥打了數通後無人接通。當時還憂心是否該區災情嚴重,地方議員忙到無暇接電話,怎知在數通電話及接通後向對方瞭解情況時,對方還懵懵懂懂的不知道連夜豪雨已在區上帶來嚴重水災。
地方議員必須認同自己的身份,尤其是被分配到自己服務和管轄的地區,這包括勤於走入基層,與人民群眾建立最密切的聯系交流。
人民所要的不是“睡覺”的地方議員,在人民面對問題時不見蹤影;人民所要的是真正有熱忱、有服務心、樂於為社會貢獻的人士。
隨著砂州各地的地方議員任期將在今年12月31日屆滿,砂州政府更首度開腔,歡迎華社提呈推薦名單,一改過去全權由政黨推薦。
在人民期盼恢復民主第三票,期許逐步落實村長和地方領袖選舉的決定同時,砂州政府首度開放讓華社擁有推薦權,無疑是跨進了一大步。
由華社推薦地方議員名單,除了可改善過去出現一些反對聲音,指某些政黨領導將社區領袖及地方議員的委任獨攬給身邊親信,同時,也讓其他真正在地方上有代表性的人選能夠獲得推薦,為地區服務。
人們期望看到,這項突破能讓真正代表地區的華社團體推薦更適合人選,而不在乎有關人選來自任何政治背景或陣營,選出一位真正有服務心及樂於為社會貢獻的人士。
(星洲日報。砂拉越。評論。作者:謝偉欣)

Tuesday, October 29, 2013

基层干部为何不敢讲“监督真话”


 说起监督,并不是谁都能胜任的。它起码需要两个条件,首先是知情,最好是参与。照这两条来看,对地方领导干部的监督,谁最有资格?当然是广大的基层干部。他们是体制内的“专业人士”,熟谙其中的运作之道,按理说应该是监督地方党政领导的最佳人选了。

  事实却并非如此!

  据有关媒体的调查,对领导干部的监督,基层干部的态度大都很消极。有5种心态挡住了基层干部说“监督真话”。一是认为监督领导干部太敏感,不敢讲也不愿讲;二是对监督效果心里没底,认为“形式大于内容”;三是等待“自上而下”的制度安排,等待党内监督“有突破”;四是认为“一把手”应是监督的主力;五是认为监督制度很难落实,缺乏刚性。

  尽管基层干部不敢讲“监督真话”,但这5种心态本身,实际上就揭示出些许实情。在这5种心态背后,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。解剖基层干部这个群体的特殊性,剖析他们对待监督的普遍心态,在一定程度上,可以反映出目前权力监督方面的体制性缺失。

  让直接利益相关者搞监督,会产生患得患失的“本位”心态,从而使监督走样。干部任用的有关条例,特别强调亲属等有相关利益者的回避制度。实际上,上级与下属之间,才是最大的利益相关者。而干部考察的制度设计,偏偏是在干部中考察干部,而不是在干部的服务对象中考察干部。这就产生了一个简单的“劣币淘汰良币”的机制:人员调动时,凡在本单位不受欢迎的,往往最先被“包装推荐”出去。当然,对那些只要走人就能给别人腾位置的,大家也不吝美言,心照不宣地“歌功颂德”。而如果是业绩考察,因为自己的升迁待遇握在领导手里,谁还敢说“监督真话”?

  让太了解“内情”的人搞监督,会产生“说了白说”的麻木心态,从而使监督“空转”。基层干部身处一线,是最讲实际效益的一群,没有用的话不说,没有效果的事不做。目前一些地方监督口号、形式多,落实、惩处少,一旦有谁不知天高地厚真反映问题时,往往被监督者只是伤了皮毛,监督者却会大伤“元气”。这样的事情见多了、听多了,谁还要再触这个霉头?大家都明白了“宁当喜鹊不当乌鸦”的道理,哪里还会有“监督真话”?

  让权力来自上级任命的人搞监督,会产生一切等待上面下指令的唯上心态,从而使权力难以互相制约。尽管有党内选举,尽管有人大任命,但实际上,不管是在基层干部的观念中,还是在现实中的运作,一些权力的来源还是自上而下的。这就形成了两个后果。一是基层干部的心目中,无论是权力本身还是监督权力的权力,都应当是来自上面。这也是目前“中央纪委查案在忙、地方纪委坐等观望”的原因之一。本来不同的权力,相互之间应当依法运行、“守土有责”、相互制约,但是这种权力来源的单一,势必使基层干部丧失说“监督真话”的基本功能。

  让有“一把手心结”的人搞监督,会产生“你好我好”的跟风心态,从而使监督失灵。基层干部反映,监督“一把手”和“一把手”抓监督最为关键,这没有错。基层干部也最喜欢谈对“一把手”的监督。但是他们本身往往就是大大小小、形形色色的“一把手”。让这些“一把手”们抓对“一把手”的监督,效果可想而知。这些人非常了解“一把手”监督的“软肋”,但是谁都不会去触动它,因为限制这种权力,实际就是限制了自己,在这方面说“监督真话”,等于在揭示自己不愿为外人道的真情,当然不合人性的逻辑。

  让缺乏制度规范和保护的人搞监督,会产生“讲监督真话就是出风头、闹派性、是傻蛋”的畸形心态,从而使监督失去社会基础。我们的监督制度很多,但是却很难落实。很多基层干部都明白,认为那不过是“写在纸上、说在嘴上、贴在墙上”的摆设,当不得真。谁要是按制度“丁是丁、卯是卯”地较真,马上会引来异样的目光或白眼。许多人不会说你是照制度办事,而会猜测你是为了一己之私,出风头、闹派性,从而使监督者失去应有的支持,不得不为讲“监督真话”付出代价。

  讲真话,是我们从小就被大人反复教导的基本常识。基层干部作为党的队伍的重要骨干,讲“监督真话”,发挥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作用,本应是起码的要求。然而,我们也不能不承认,“屁股决定脑袋”,有什么样的身份,就会采取什么样的立场。使基层干部不敢讲“监督真话”的,无疑还是制度本身。如果权力的赋予没有真正通过党内民主等方式产生,对需要被监督的领导干部来说,让自己变相任命的人来监督,等于是自己监督自己。同时,我们党政机关的权力,还过于集中和强大,身为基层干部,不仅自己的官位和前途,甚至生活来源,都取决于上级、领导,又怎能要求基层干部讲“监督真话”?又怎能苛求那些基层的“芝麻官儿”们成为“监督义士”?

  最知情、最有资格、最有能力实施监督的人,却不说“监督真话”,这不仅使权力失去了有力的制约和监督,广大基层干部不说真话甚至说假话,更会毒化党风和社会风气,损害党的执政基础。解决之道,最关键的是真正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,让各级干部改变权力唯上的积习,让基层干部有监督的“底气”,也有监督的动力——因为他是否说“监督真话”,也在党员和群众的监督之中。
来源:人民网